中国早在 100万年以前,即出现了原始人群;几万年以前，原始人群逐渐过渡到母系氏族公社；5000多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开始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教育是自然形态的，教育的过程还没有从劳动和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分化出来，也没有阶级性。生产劳动经验的传授四、五十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的考古资料，为研究中国教育的起源提供了较具体的实物依据。北京猿人几十人为一群，居住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天然山洞里，靠采集和狩猎生活。他们已能制造多种粗石器，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懂得了用火。根据北京猿人大脑发展的完善程度推断，他们已有了语言。北京猿人就依靠这种劳动经验，以语言为交际工具,结为群体,与自然作斗争,以获取生活资料。他们为了种族的延续和发展，把劳动经验传给下一代，打制和使用石器，利用天然的火等，就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随着劳动技术的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也日渐丰富和发展。距今6000年左右的西安半坡文化遗存，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生活图景。这个氏族村落是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制陶等生产活动。石器已由打制过渡到磨制，出现了光滑、锋利、准确而合乎规格的各种细石器,如斧、锛、凿、刀、铲、纺轮、网坠、箭头等；还有鱼钩、针、锥之类的骨器。最有特色的手工艺是制作陶器。陶器的种类有钵、盆、碗、壶、瓮、罐、甑等，它们既是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艺术创作。像彩陶器上的纹饰：奔驰的鹿、飞翔的鸟、张着大口的鱼、同心扩散的水波，以及人面鱼纹的图案……，既有生动逼真的对自然和生活的描绘，也凝结着人们的想象、宗教观念和对美的感受。制陶是一种专门工艺，一般是由有经验的妇女掌握。年轻一代学习这种技术，由这些成人有目的有意识地给予指导。古书记载：“（燧人）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 （《白虎通》卷一）。“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尸子》)。 “神农耕而作陶” (《太平御览》引《周书》佚文)。“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卷一）。这些传说,从内容看,所反映的正是远古从原始人群到进入母系氏族公社之后的生产和教育的历史。关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创制发明的传说，愈加丰富，而且集中在黄帝（部落联盟的首领）的身上，如：“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温”（《初学记》卷二十四引《白虎通》佚文）。“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初学记》卷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古史考》）。“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弩”（《古史考》）。“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史记·历书》索隐引《系本》）。这类传说，虽不能据为信史，但总的来看，是反映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技术和文化有了多方面的进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教育的内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武器的制作和作战的训练成了教育的新课题。道德习俗教育教育的职能不仅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是“社会人”的再生产。原始社会每个人也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劳动的。所以，以巩固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为基本目的的道德习俗教育在当时也是存在的。原始社会时期，一般说来，还没有形成明确的道德标准，道德观念即体现于风俗习惯之中。那时候的道德习俗教育也是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的。图腾崇拜（在中国影响最广的是龙、凤图腾）以及由此派生的歌舞和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之类），是氏族形成以后进行道德习俗教育的重要形式，它们有助于增强氏族共同体的观念，激励人们为集体利益而献身。学校的萌芽《礼记·明堂位》记：“米廪，有虞氏（舜）之庠也。”“庠”为学校名,本义为“养”,即把有道德、有经验的老人养在那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了劳动产品的剩余，少数人得以在别人劳动产品的供养下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因而产生了近似学校的教育场所，这是合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参考书目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北京出版社，北京，197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北京，1963。 袁柯:《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北京,1976。　　　　　　　　　　　　　　　　　　（张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