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教学过程的基本特征是重知，但要求道德义理知识的传授、学习和道德实践有机统一。根据这个“教学次序”，理学家进而就如何读书明理，进行德性修养问题作了总结。“朱子读书法”及其“主敬”的修养论，曾在教育理论领域内统治了 700余年，为封建统治者培养顺从的臣民服务。但其中尚有不少正确的读书与修养经验的概括，涉及到注意、思维、 感情、意志、操守等心理品质以及道德的自我评价等问题的论述，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中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许多理学家重视小学、大学教育用书的编辑和研究，他们突破了盛行于汉唐时期的烦琐的传注经学，注重精选教材。程颢、程颐从众多的儒家经典中,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教学的基本用书。朱熹对上述四种书又重新加以注释,称《四书集注》。此外，他又编写了《童蒙须知》、《小学》，和吕伯恭合编《近思录》。朱熹自述《小学》为儿童提供了“做人的样子”，是小学阶段的基本用书；《近思录》是摘编宋代理学家的言论汇编而成,是一本理学的通俗读物,便于青少年“得其门而入”，其特点是“要切”。《四书集注》除发挥理学家思想外，力求注释简练、遣辞精确。宋代理学家悉心编著了自童蒙教育到青年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彼此衔接的一套教学用书。宋以后，这套教学用书成为法定的学校教科书,传播了封建纲常名教思想,严重地禁锢了封建士人的思想；但体现在编辑思想中，诸如选材的少而精，用语的贴切、简洁等原则，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小学注释》(清代乾隆十年莲花书院刊本) 元代及明初，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流行时期。元人程端礼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推行理学教育颇有影响。至明中叶，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教育思想，作为程朱理学教育的对立面而崛起，曾盛行 200余年。王守仁提出了以“存养”为特征的教育过程论。他认为教育的起点不是程朱学派提出的博学，而是“致良知”。“良知” 即是人心自然固有的 “天理”，是忠、孝、仁、悌、信等道德观念，是不学而能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由于人的“私欲”的遮蔽，才使“良知”“昏昧放逸”，行为陷入“非辟邪妄”。“致”就是“省察存养”,“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他说读书的作用仅仅是印证心中的“良知”而已。“致良知”的教育过程，便是教人直接做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也就是“谨守其心”。 王守仁认为理学家的“知先行后”说，导致宋明以来的读书人思想和行为表里不一，言行脱节。为了克服此种弊端，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体”是合一的，凡“真知”必然表现为行，进而将人的主观意念、动机、感情均划入行的范畴，混淆了知行界线，否定由知到行的转化过程。目的在于强调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的严格统一。就道德教育而论，仍有其重要意义。理学家们注重刻板的规矩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训练的意义，王守仁则批评这种教育方法摧残儿童身心，认为儿童教育应顺应童子“乐嬉游而惮拘检”之情，重在诱导、鼓励、陶冶。他尤重视“歌诗”的多方面的教育意义。 王守仁的教育理论虽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之上，但他倡导对各家学说，特别是朱子学说持批判态度，这在当时起着启迪人们去进行独立思考的作用。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形成了启蒙学派，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戴震等，他们受南宋的陈亮、叶适等功利学派思想影响，在批判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教育观点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启蒙学派立足于理气一元论的朴素的唯物论立场,批判“性即理”、“心即理”等错误观点，提出理“即在事中”。人性或人心中不存在“天理”，但具有知理义的能力。王夫之认为这种知理义的能力是在人的力学中，日生日新， “日 生则日成”。戴震则认为。“气质之性”就是“血气心知”,亦即是“欲”、“情”、“知”。肯定“欲”的合理性及其在道德修养中的积极作用。启蒙学派清除了理学家和心学家加在人性上的先验形式，把人性理解为与生俱来的生理素质。这接近了科学的先天禀赋说。启蒙学派当时亲身经历亡国之痛，疾恨理学、心学教人静坐、 修心养性，做“无用之人”；斥责词章与八股文的训练，禁锢人们思想,毁坏人才,其祸“甚于焚坑”。他们继承事功学派的传统，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学习军事、财经、农业、水利、手工业、林业等实际知识、技能，造就经济人才。启蒙学派提出以重行为特征的教学过程理论。他们既反对“知先行后”说，也否定“知行合一”说，主 张“行先知后”说，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重新作了阐发。他们认为知和行有区别，不能“销行于知”,但“知行终始不相离”,而行是基础。 “行”不仅是“知”的来源,而且渗透学、问、思、辨各个环节之中。启蒙学派强调“履事”、“习事”、“实历”、“习行”、“习作”、“实践”在教学中的首要作用，但同时亦指出知对行具有反作用，指导人们趋利避害。两者是相辅而行的, “知行相资以为用”, 知行 “并进而有功”。启蒙学派的知行观及其教学过程论,在一定程度上，已将自发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论结合起来，为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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