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建立与发展

书院名称始于唐代，原为藏书与修书之所。南唐□ 元四年 (940)建立的庐山白鹿洞国庠，是含有教育性质的书院之始。北宋初年，著名书院有四：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与岳麓书院（据《文献通考·学校考》）。南宋书院兴盛，著名的亦有四：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与象山书院。四大书院或是私人设置，或是地方郡守修建，均不纳于官学系统之中，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心学家讲学的地方，是每一学派的学术基地。南宋书院重开自由讲学之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明显区别于官学。宋代书院的教学学生入官学要受籍贯限制，而书院没有这一约束，学生可以越出本籍自由择师，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颇多弟子负笈辗转千里求师的佳话。书院允许学生中途转换教师。师德高尚的教师还主动向弟子推荐比自己高明的教师。师生感情甚笃。书院教育重在陶冶人的品格。四大书院是以理学家及心学家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他们一致反对以追逐科举及第为直接目标的学校教育和社会风气，强调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培养人的封建德性。大师以“人师”自律，弟子以“正其谊不谋其利”的“醇儒”自策。书院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而以自学为基础。书院提供充分的书籍条件。教师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读书和研究学问方法的指导。四大书院的大师都对读书方法作过总结，而尤以“朱熹读书法”最著名。教师指导主要采用答疑方式。宋代问世的“语录”，多半是师生之间质疑或解答问题的记录，是研究各个学派思想的重要资料。间亦讲学，事先均备有“讲义”。书院倡导学生、师生、师友之间开展学术争辩，学术上的争论并不影响彼此情谊。各书院均拟有《学规》。《学规》中详细阐明该书院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以及学习方法等等，是研究书院的基本资料。其中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影响最大。书院的兴衰书院与官学的根本不同之点，即在自由讲学。自由讲学为封建专制主义所不容。南宋以后书院的兴废，直接受当时政治形势所左右。元代对书院采取利用方针，将书院官学化。而明初，由于国子监及府、州、县、社地方官学的发达，书院处于沉寂状态。成化、弘治年间，书院逐步兴起，嘉靖年间转盛，江西、浙江、广东建立书院的数量居全国前列。其中以心学家湛若水、王阳明所设置的书院影响为大。王阳明学派将书院内部的学术争论，发展为书院外的讲会活动，四方学者辐辏。明末无锡东林书院的讲会，尤负盛名，成为政治清议的中心。明代统治者意识到书院聚众讲学，对巩固封建统治不利，先后于嘉靖、万历、天启期间四次禁毁书院。 此外，由官方控制书院的建置,使之成为官学的补充,纳入科举的轨道。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很害怕明末汉人民族思想的复活，故清初对书院采取禁止办法。清世宗鉴于理学大臣张伯行所建的传授程朱理学、又课教八股文的书院，极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遂于雍正十一年 (1733)下令由官府拨款在各省城设置书院。 嗣后，各 府、州、县也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而湖南、 福建、广东尤多。但清代书院已是因袭其名，而无自由讲学之实，绝大多数书院成了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乾隆、嘉庆之际，以考证训诂为特征的汉学兴起（亦称朴学），出现了一代著名汉学家，如惠栋、江永、王鸣盛、 钱大昕、 汪中、戴震、段玉裁、 王念孙、王引之等等。他们主讲的书院，主要传授经史、辞赋，研究小学、史学、名物制度、天算、地理、音韵、金石、校勘、目录等学问，不课八股文。嘉庆初，阮元在杭州孤山建立的“诂经精舍”，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广州粤秀山建置的“学海堂”，在培养考据训诂人才的实践中，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教学体制和方法。该堂在继承书院某些优良传统基础上，特别注意严选学生和因材施教，训练重证据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风，故在中国古代书院史上另具一格。此类书院，在以考证方法研究经史方面虽作出了一些贡献，但其研究仅囿于历史资料繁琐考证之中，严重地脱离了社会政治与经济实际。

蒙学的发展

宋、 元、明、清官学系统中都曾置有小学或社学，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但官立小学，兴废无常，实际上承担教育儿童的教育组织，则是私人设立的学塾。学塾在明清时期遍及城乡。其种类有：坐馆或教馆（地主士绅豪富聘请教师在家进行教学）；家塾或私塾（教师在自己住所设学教学）；义学或义塾（地方或个人出钱资助设立的小学，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学习，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在明、清这一时期的学塾，与前一时期封建社会的小学相比，已较定型。在童蒙教育中,宋代理学家关于小学教育的主张,发生着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有关儿童道德教育的著作甚多，如宋吕本中的《童蒙训》,袁采的《袁氏世范》,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明吕得胜的《小儿语》、屠羲英的《童子礼》、王虚中的《训蒙法》等等。凡著名教育家大都研究儿童的道德教育问题。蒙学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程式。学塾中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以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学，是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应科举考试作基础准备。而每一方面的教学,又都建立了一定的次序。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这阶段儿童主要用力在跟读、熟读和背诵。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讲书，着重阐述书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伦理原则。习字的次序，则是先由教师把着手写,而后描红,再进入临帖书写。作文之先，必练习作对。学塾中实行个别指导，教学进度视学生的接受能力而异。一般说，都遵循由易及难的原则，前一步的学习为后一步的学习铺垫基础。教学中尤重视温故，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指导学生复习旧课和新课。蒙学的发展使蒙学课本渐趋向多样化与系统化。宋代著名的大学问家、教育家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亲自编著童蒙教学用书。嗣后，随着学塾的发展，童蒙课本种类愈益增多。计有：儿童道德教育读本，如《童蒙须知》、《小学》等。识字课本，继《千字文》有《性理字训》、《百家姓》、《三字经》以及各种实用杂字。约在南宋末（13世纪）已出现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经学课本，有朱熹注《四书集注》等。文学读本，有《千家诗》、《神童诗》、《唐宋八大家文》、《古文观止》等。史学课本，有各种形式的《蒙求》。习字课本，有描红本及名家字帖。作对学文课本，清乾隆时有《声律启蒙》等。由于学塾中教学用书的配套体系化，因而积累了编写童蒙读物的丰富经验，这在当代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随着蒙学的发展，童蒙教学法著作也开始问世。宋元以后，在学塾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专门研究童蒙教学法的著作,陆续得到刊行。著名的有: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清代王筠的《教童子法》、崔学古的《蒙学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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