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姓名者77人，一部分有事迹可考。他们来自鲁、齐、卫、晋、宋、陈、秦、 楚等国，以鲁人为最多，大都出身贫贱，唯子贡 “家累千金”，但也不是来自贵族，而是新起的大商人。真正属于贵族的有南宫敬叔、司马牛等少数几人。可见孔子的弟子群，主要是由平民组成。教育对象由贵族推广到平民，使贵族垄断的文化与平民结合，学校冲破了宫廷的藩篱，与社会发生广泛联系，扩大了人才的来源，从而推动了已经开始的文化下移运动，促进私学进一步发展，为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道德教育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 109次之多。孔子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仁”的涵义,归纳起来,不外“克己”与 “爱人”两个方面，而以“礼”为准则。 “克己”即以礼约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其根本要求是在财富占有上遵守周礼的等级规定，克制过分的欲望。孔子提出了道德评价的原则问题，即义利之辨。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主张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而不要过分地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认为正是物质欲望的膨胀，造成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孔子自谓吃粗粮，喝冷水,曲肱而枕，从这样清苦的生活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愉快。他称赞 “贤哉回也”，就因为：“一箪食，一瓢饮，在 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他认为从利己之心出发，必将引起人我之间的矛盾，社会上的一切冲突即由此而起。为了从动机上防微杜渐，他很少讲“利”，在道德领域内，对“利”作了全盘的否定。 “爱人”的基本要求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我也不如此对待别人；另一方面，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帮助别人去达到。这叫做“忠恕之道”（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孔子讲的“爱人”有两个特点：①以孝悌为本。这是出于巩固氏族血缘关系的需要。“孝”属于亲子之爱，反映纵的血缘关系；“悌”属于兄弟之爱，反映横的血缘关系。这一纵一横的关系的交织和延伸，便构成极其细密的宗法制度的图谱。奴隶主贵族的一切道德准则──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都是孝悌的引伸和扩大。孔子继承殷周伦理思想的传统，特别重视孝道，因而坚持 “三年之丧”，认定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宰予提议改三年丧期为一年，受到孔子严厉的斥责。②爱有差等。孔子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爱人要受等级名分的制约,不能逾越;超越等级名分的“爱”，在道德评价上就走向了反面,变成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墨家因此批评孔子讲的 “仁”是 “体爱”，只爱一部分人,不同于墨子的“兼爱”,爱全社会的人（《墨子·经上》“仁，体爱也”；“体，分于兼也”）。这个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有片面性，他们没有看到孔子也怀着普遍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他提倡的“爱人”，在坚持“差等”的前提下，也要求推及于全社会，即不仅在贵族、平民中讲礼让，也要适当地为劳动人民着想，减轻刑罪和赋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以达到保护和争取劳动力的目的,防止“犯上作乱”行为的产生。在孔子看来,这乃是符合贵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教学科目孔子继承西周六艺教育的传统，教学纲领是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 “诗、书、 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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