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回忆童年经历的时候，联想到有些家长，怕自己的孩子学坏，而阻挠他们参与同伴们的活动，影响了孩子们的社会化水平的现象，脑子里不由自主地蹦出来“别让孩子脱离了同伴群体”的 活生生的几个大字。于是就把它写在本文的前边，做了题目，把我的童年经历，权当一次“自我开放”，以求对有关者有点启发。

我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末，出生在大漠边村的一个靠租佃—自耕—手工作坊的劳动，基本解决了温饱的小农人家的。家里祖孙三代共居：祖父母，两房伯父母，父母，姑姑，大伯父膝下一女和我，共十一口人。那时我的姐姐已经十三岁了。

我的到来，使近五十岁的祖父母喜得长孙，两位老人家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许多日子都是一边干活一边哼着小调。我作为他们眼中的“人种”，当然的得到了全家老少们无比的呵护与关爱，视为掌上明珠，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掉了”。于是乎，我就象国宝“大熊猫”一样关在“笼子里”，被“安全”起来。

祖父既是我的强大的保护神，又是我的领衔的第一任教师。我在襁褓的时候，睡在他老人家亲手编织的摇篮里，我蹒跚学步时，他老人家领我前行，我成为幼儿时，他老人家领我下地补苗，教我迎来送往，学习风土人情。

祖父作为闯关东的庄稼人，他勤劳节俭，不甘贫穷，追求变革，闯出了一条扛活，租佃，自耕，农闲手工业者的道路。他的这种经历培育了我的锐意进取，不甘落后，追求发展，与时俱进的人生之根。使得我有了从农家的孩子到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的历程。

祖父恪守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生坚持“和为贵”，“忍为高”的信条，有志气有胆识，敢作敢为，好抱打不平，得到了乡亲们的爱戴。他的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使我恪守本分，堂堂正正做人；诚实守信，老老实实做事；与人交往，不卑不亢；待人接物，懂得礼貌，讲究分寸；对权势不谄媚，对弱者不欺侮。进入童年，我被送入私塾，不仅背会了“三、百、千”，还把“四书”囫囵吞枣的读了一遍。我感恩老人们，在那个困苦的时代，给了我良好地开端和幸福的童年。

然而，我的童年的另一面又是那样的无奈与苦涩。我几乎和村里的孩子们隔绝起来，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和交往。因此也就没有了他们那种上树掏鸟窝，墙头走平衡，夏天游泳，冬天溜冰，上山采果，下河捞虾的本领。许多流行在农村孩子中间的打嘎叭枪，玩汲水枪，打瓦，扔坑，“骑马杀仗”，捉迷藏，闯关，踢毽子，打尜等游戏，我全然不会，偶而站在一边看看热闹。更让我羡慕的是，他们游戏用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这对于我来说更是一窍不通，闹得我的操作智商至今高不起来，这种“习得性无助”，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共产党来了，新中国成立了，我成为“解放了的少年”。上了新民主主义小学，加入了儿童团，白天上课，晚上街头宣传，当冬学的小先生，演文娱节目，参加社会活动，还开民主生活会，我完全融入了同伴群体之中，促进了我的社会认知，激发了我的热情，产生了“我也要加入青年团、共产党”的念头，奠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基础。于是，我在上个世纪60 年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正式的同伴群体或非正式的同伴群体，交给我的一个又一个任务时，受到了大家的赞许和尊重，滋生了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树立了干什么工作都要干好的信念，于是才有了市模范教育工作者，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的称号。在和同伴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学到了遵守规则，服从权威，摆正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团结协作，谦让助人的品格，学会了如何解决矛盾冲突，处理敌意和专横，在接纳同伴时接纳了自己。学会了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保留或放弃自己的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保持友谊的的原则。使得我在后来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在出现高峰和低谷体验时，保持冷静，不骄不躁，不气不馁，快乐的成长着。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的阳光照耀，新中国的雨露滋润，同伴群体的滋养，铸成的我的人生之魂。指引着我在社会化的道路上不断地攀生。

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的社会化载体时，提出了“参照群体”的命题，说的是任何人，在实现社会化过程中，都会有意无意的把他所在的群体里的规范和行为，做为自己确立或修正态度、行为和自我评价的参照标准。使个体在这个群体里，受到感染、滋润和熏陶。这个“参照群体”，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他的同伴群体。社会心理学家的这种理论，为我们家庭教育提出了方向，使我们有了理性的遵循。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发现，在实现社会化过程中，哪个阶段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依存的群体。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参照群体”，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更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使自己的人格发展残缺不全，造成人生的遗憾。

我们的遗憾，是那个不发达的时代，限制了我们先人的认识能力。然而，在当今这个如此发达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让孩子离开了属于他们的同伴群体，造成了他们发展的遗憾，那就是我们的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