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她的智力比正常的孩子有些偏低，更糟的是她的一只手筋抽在一起，永远张不开，一只眼睛眼睑下垂，总处在半睁的状态，同侧的腿也是同样的不灵活。她是很清楚自己与别人的不一样的，课堂上，她总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安静而又羡慕地看着同学又唱又跳；下课了，她从不出去玩，而是托着自己那只畸形的手，忧郁地向窗外望。

对于这样的女孩，我不敢轻易地叫她发言、唱歌、或表演，若我一相情愿地点出她的名字，她那份因突然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的尴尬与紧张可想而知，我怎能因我的好意而伤害了她呢？

经过多日的观察，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上课前，我故意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其他的孩子都出去玩了，惟有她一个人在窗前徘徊。我背着沉重的电子琴包在讲桌前停下（往常我走进教室时，总有机灵的孩子帮我把讲桌收拾好，让我尽快的放下琴），今天我也象往常一样随便地招呼她：“来！帮老师一个忙，把这摞作业本搬走好吗？我的手实在是闲不出来。”她疑惑地前后左右看了又看，然后歪着头盯着我，那样子象是在问：“你是在叫我吗？我行吗？”我假装没有看懂她的意思：“快呀！快来帮我，好沉的！”犹豫了一下，她终于走过来去搬作业本。她的手是有残疾的，对于健康人来说也许几秒钟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于她来讲竟是那么艰难：二十几本作业，她“搬运”了三次。我的心里很有一些不忍：是不是太难为她了？她可是大家一直照顾的病人哪！可转念又一想：我不就是想让她感觉到我没把她当成病人、我是将她同平常人一样看待的吗？

我背着琴，耐心的等待着。当她终于轻轻抚一抚桌布，向我微笑示意可以放下琴了的时候，我感激地对她说：“太谢谢你了，你帮了我的忙，你真是个能干的好孩子！”

这堂课上，我不时地望向她，对她微笑、点头，她也安然地回报我以微笑，我们之间似乎拥有了一个快乐的秘密，彼此间的距离一下子近了好多。

分组排练时，我特别挑选了她作为我的搭档（没有人愿意和她一组，她永远是小组里最沉默、最“没用”的一个）。到汇报表演的时候了，一个个精彩的表演博得同学们的阵阵喝彩，我乘兴报出：“下面，请欣赏由我和周洲联袂为大家献上的歌表演——，”话还没说完，原本喧闹的课堂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眼睛齐刷刷望向周洲。

虽然排练时我一遍遍鼓励她，可此刻她还是胆怯了——她红着脸，在我的伴奏声中艰难的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她自嘲的笑了笑，头埋得更低了。一个男孩子嘲笑她：“老师，你不知道吧，她有病！”更多的女孩子同情她：“老师，她真的有病，您就别让她演了！”我把手指放在唇边：“嘘——，别吵！我和她合作得特棒！今天周洲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她跟你们一样是一个既努力又聪明的好孩子，不信——你们用心去听啊。”

琴声再次响起，周洲认真地唱了起来，教室里静的出奇，大家都在努力听辩她那细小、吃力的歌声，这歌声虽称不上优美，但她折射的坚强与努力却足可以征服每一位听到她的人。一曲唱罢，孩子们全都领会了老师的意图，一个个冲她竖起拇指：“哇噻，周洲，想不到你唱得这么好！”“周洲，你和我们一个小组吧，你真棒！”

周洲的脸上挂着骄傲的微笑，从此在我的课堂上，再也没有看到她那忧郁、自卑的眼神。